家，是心灵的港湾。

回家，是人的本性。

1964年 8月， 在吉水县西岺小学毕业的我，有幸考取了吉水县阜田初级中学。

开学的那一天，勤劳、善良、淳朴的妈妈护送我去学校报名。她用那结实的木扁担，一头挑着我的未来，一头挑着她的期待，步行 40 多华里路程去阜田镇。一路上，母子俩一步一步、脚踏实地，行走在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上， 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间泥路上，向着明天、向着希望，缓缓前行。

那天的早饭，妈妈特意用她亲自种的“葱”炒了一碗菜。 当年的我并不在意，如今回忆起来，也许是“葱”寓为“聪”吧。妈妈应是以物寄情，希望儿子吃了这碗“葱”，有了它垫底，今后会“聪”明起来，可谓用心良苦。 时至今日，不孝之子感觉愧对妈妈的一片苦心，我要跪拜在地，向妈妈在天之灵道一声：儿子不孝，处事愚钝，未成大器！

从上初中的那一天起，“回家” 二字就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那时的阜田中学， 学生自带粮食， 学校提供菜。故最多两周就要回家拿一次大米。一般是周六下午回家，周日必须赶回学校。 学校距我家 20多公里之遥，一没公路不通班车，二没自行车，来回只能徒步。一个人，挑着保命的大米，过田野，走村庄，穿树林；不论刮风下雨，不论严冬酷暑，不管泥泞洼坑；一周又一周，一月又一月，一年又一年；一次又一次的回家成了我终身难忘的记忆。

1969年 9月，在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的号召下，吉水县在盘古、黄桥、金滩三个人民公社及文峰镇各招收 2名共八位民警。 我有幸成为吉水县革命委员会保卫部的一位人民警察。 那时候的革命委员会相当于今日之县委和县政府。 革命委员会的“政治部”、“抓促部”、“保卫部”、“办公室”简称“三部一室”。“政治部”相当于今日之县委各部门，“抓促部”相当于今日之县政府各部门，“保卫部”相当于今日之政法系统。

机缘巧合，在保卫部当人民警察的日子里，我又幸运的被派驻阜田人民公社。 每当回家时又重走上学路，所不同的是人长大了，一个人走山路不怎么害怕了，更不需要经常回家拿大米了。但在回家的路上，山还是那座山，路还是那条路，人还是一个人， 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向着家的方向前行。 因为那里有我的父母，那里有我的哥哥妹妹，那里有我的亲情，那里有儿时的玩伴。

1971年 3月，我又有幸来到了吉水县革命委员政治部， 但县城离我家仍有 40多华里之遥，中间还隔着赣江，正所谓“隔河千里”。回家的路上照旧未通班车，交通十分不便。尽管没有像读初中那时必须常常回家，但每逢节假日还是要回家看看，回家因交通不便仍旧是件头疼之事。

起初一个人时， 回家主要骑单位配发的自行车。虽徒步劳累，费时辛苦，但少了许多烦心事。骑自行车速度虽快， 却也有诸多苦恼。 有时爆胎漏气，有时链条脱落，遇见刮风下雨，道路泥泞，车就要骑人了，狼狈不堪，啼笑皆非。因此，每次回家都是体力的锻炼，意志的锤炼，耐心的修炼。

成家的那年在家过年，大年初三我俩冒雨步行20多华里去黄桥人民公社所在地候车回县城，然后再转车去给岳父岳母拜年。 不料司机不停车，那一刻我的眼泪刷的一下夺眶而出，这里离县城还有 20多华里呀！更何况天还下着大雨。几秒钟后，司机良心发现，突然把车停下来了，招呼我俩上车，那一刻我的心在呐喊:“苍天有眼啊！ ”此事，我终身难忘。

有一年回家过年， 搭乘朋友的拖拉机坐在驾驶室。离开县城不久，突然发现装满年货的大包不见了，原来是从驾驶室掉下去了。幸好后面一位汽车司机发现，捡起来还给了我。这个包里装的是全家 10多个人过年的希望啊， 若不是遇到好心人，这个年将是永远的遗憾。

住在吉水县城十多年里，每年回家过年，每次节假日回家，40 里的路程，4 个小时的颠簸，4 个小时的折腾，4 个小时的担心和害怕；有许多的故事，有许多的磨砺，有许多的心酸，有许多的回忆。

“坐地日行八万里， 巡天遥看一千河”。 1984年春，我举家迁至吉安府，回家的次数日渐减少，回家的交通条件日渐改善。改革开放以后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，我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回家已是随心所欲说走就走的事了。退休以后，我乘坐小孩开的私家小车， 行驶在平坦的沥青公路上回老家，心情十分惬意。今天，家乡去吉水县城、去阜田镇、去吉安府坐着小车只需 30分钟。这 30分钟的路程是 30分钟的旅游观光， 是 30 分钟的风景如画，是 30分钟的诗与远方。

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，1999 年 12月 20日澳门回归祖国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 和平统一，一国两制，是我们的基本方针。 回家的路再艰难，也挡不住回家人坚定的脚步。回家是一种快乐，是一种享受，是一种血脉，是一种亲情，是一种文化传承，是一种团聚与安宁！（作者： 肖云贵，曾任井冈山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，现已退休）